一项国家强制性标准NPC的意外“休克”

RFID的广泛应用

    在2006年8月，《信息产业部给国务院有关电子标签情况的汇报》指出，EPC在华扩张更深层的战略目的在于它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掌控全世界（包括中国）所有的产品及产品流通信息资源

    这会全面丧失国家信息安全和在国民经济基础信息领域的主权和主动权，特别是对于国防和军队信息化以及政府采购

    一项关系我国信息和经济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缘何在高调实施两年之后，悄然“休克”？2006年，59位政协委员要求恢复执行该标准的“政协最大提案”得到了相关部门正面回应，为何历经一年依然未果，甚至标准前途更加逼仄？

    今年“两会”，杨匡满等政协委员再次递交了《关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NPC）的推广应用工作必须立即恢复的再提议案》（下称《再提议案》）。

    截至《第一财经日报》发稿时，在这份提案上签名的代表已经有72人。有59名代表签名的2006年提案被表述成“自政协有提案以来联署人名最多的提案之一”，今年的《再提议案》“毫无疑问将成为政协最大的提案”。

    “这是某些部门只顾部门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在一边的结果。”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政协委员杨匡满指出。

    NPC与EPC（产品电子代码）两个标准，前者是我国自主创新、完全拥有知识产权的国家强制性标准（编号GB18937），2003年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称“国家质监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又称“国家标准化管理局”，下称“国家标准委”）颁布并实施，2005年被宣布取消；后者是美国EPC Global公司推出的一种产品电子代码，2004年正式进入中国，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质监总局、国家标准委所属机构）为其代理单位。

    二者致力于以电子标签（RFID）为载体，对产品信息进行标志、登记、储存和管理，以建立一个基于企业和产品信息的“物联网”或“商联网”。

    就此，记者多次致电国家质监总局办公室和国家标准委办公室，但都因对方表示“不方便评价此事”、“不知道谁负责评价这件事情”，不能获得进一步信息。

政协最大提案

    杨匡满认为，NPC标准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事关国家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应该尽快恢复实施”。他同时指出，擅自叫停该标准的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不顾国家利益，只管部门利益，应该承担相关责任。

    杨匡满说，为了保障问题的解决，《再提议案》将被直接递交给国家信息化办公室处理，而去年的送交处理单位则是国家质监总局。

    “去年的提案对EPC在中国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阻截作用。”杨匡满说。

    在《再提议案》中，签名代表联合提出，应该撤消“国标委2005[29]号文”（注：该文件废止了NPC国家标准）和所有限制NPC标准在我国推广实施的文件，尤其要撤消把中国NPC标准的施行工作交由美国EPC在华唯一代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一管理的错误决定。

    “所谓NPC和EPC之争，其本质就是中美两国在WTO框架下对中国商品物品信息权的归属之争，是高挂在国家信息主权和控制与反控制层面上的战略竞争，是信息资源、国家经济安全、核心标准技术以及国家体制机制、行政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较量，这不单纯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弄不好会危及国家安全。”在2006年政协会议上，代表们递交的《再提议案》如此表述限制EPC标准、推广NPC标准的理由。

    在执行环节，委员们建议，组建由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标准委、海关、工商、质检、统计、药监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参加的“NPC标准应用推广工作领导小组”，由国信办牵头，领导和协调NPC标准在各有关行业和部门的应用与推广。而标准的实施和推广应用“要坚持采用官督民办、市场化运作模式”。

    对于EPC标准，《再提议案》指出，在国际统一的代码标准形成且我国明确采用该标准之前，应该禁止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及下属机构在我国宣传推广；确有市场需求的非国际标准可由民间机构代理，并按WTO协议享受国民待遇。

NPC被逼入窄巷

   攸关如此。

    事情能否在再次提案之后很快得到解决，杨匡满心里却没有底，因为，NPC标准被废止一事涉及因素“比较复杂”。

    这种“复杂”，在过去一年中，杨匡满等签名代表都有深刻的体会。

    2006年的提案提出后，国家标准委有关人士很快便找到了杨匡满家里，商谈NPC标准的推进问题。

    据杨匡满透露，当时，相关人士代表质监总局党委和国家标准委明确表态，NPC的推广应用工作还要搞，但因涉及产品进出口等方面的问题，标准的恢复和进一步推广需要一个过程。

    现在回忆起来，杨匡满觉得有点遗憾的是，那次沟通谈得比较简单，仅进行了浅层次的交流，而且，此后双方再没有过进一步接触。

    “恰恰在恢复NPC的实施和推广这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核心问题上，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的主要领导一年来无任何行动。”《再提议案》如此总结过去一年相关部门对NPC标准的作为。

    杨匡满说，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事情却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渐行渐远。

    对于已处于“休克”状态的NPC标准，国家标准委不仅没有提出任何“解冻”措施，反而在2006年5月，让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推出了修订NPC标准的方案，方案核心内容就是：取消NPC标准的全国性；把NPC由国家强制性标准降格为推荐性标准；限制并规定NPC不得进入流通领域。

    《再提议案》称：“该修改方案立即遭到了信产部、商务部等业内知情单位及专家们的坚决反对。”

    但于事已然无补。《再提议案》中透露，2007年1月，“经半年多的调查和总局党委研究后”，国家质监总局监察局内部宣布了一系列人事处理决定。

    对此，《再提议案》中透露，国家质监总局官方宣布的处分缘由是：“在NPC标准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论证不够，决策不慎，给国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等。”

    至此，国家标准委与NPC标准有关的干部，除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任张成海外，大多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处分”和“处理”。张成海的另一个职务是EPC Global China CEO，负责该标准在中国的推广。

EPC扩张

    与此同时，EPC标准则在中国快速而有序地开展，霸占和垄断着市场。

    这被信息产业部等国家相关部委解读成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在2006年8月，《信息产业部给国务院有关电子标签情况的汇报》指出，EPC在华扩张更深层的战略目的在于它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掌控全世界（包括中国）所有的产品及产品流通信息资源。

    “这会全面丧失国家信息安全和在国民经济基础信息领域的主权和主动权，特别是对于国防和军队信息化以及政府采购；如果我国所有物品均采用EPC，则对我国安全必然造成重大影响。”

    据RFID国家标准工作组副组长李西平介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日本就坚决抵制EPC，建立了自己的编码应用标准体系UID；德国、韩国等国家也不盲从EPC，着力开发本国的电子产品编码体系。

NPC标准：不战而亡的“伤城”

    国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在电子标签编码标准的制订过程中，应牢牢把握这个核心

    2001年，李西平真正觉得自己可以大干一番了。

    当时，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级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前身）主动找到他，一起合作个大项目——以电子标签（RFID）为载体，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实行注册登记，一物一码，以建立我国自己的“商联网”。

    该项目即“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下称“NPC”）”。

    李西平当时在某公司担任董事闲职，过着一个普通商人优适的小日子，波澜不惊。“NPC项目一下子就让我来了精神。”

    自1991年加入国际编码协会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下属的物品编码中心就一直在国内推广条形码。但条形码不能实现产品信息的共享，不利于产品的流通管理和网络化环境的变局，是一种过渡性编码标准。于是，国家标准委一早便开始酝酿中国自己的编码标准——NPC。

    李西平认为自己很幸运，可以参与这一“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

    他随即辞去了原职，另外组建了新企业——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2年9月，该公司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国家标准委属企业）一起，注册成立了“中标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标公司”），正式开始推进NPC实业化工作。李西平任中标公司总经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则让他至今懵懂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