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至8月4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负责国际事物的部长特别助理比尔·史戴格和办公室主任理查·麦考恩，受部长迈克·里维特(Mike Leavitt)之托来华访问。里维特是7月18日新成立的“进口食品安全工作组”负责人之一。
　　
　　比尔和理查在此次中国行中，将就建立合作机制、实行有效监管与中国有关部门交换意见，此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6月28日宣布暂停部分中国水产品进口一事也将被着重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5月22日中美战略对话后，美国卫生部、农业部部长和中国质检总局局长、卫生部部长已约定8月在北京进行一个副部长级中美食品、药品磋商会议。
　　
　　对这次会议，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表示，“一个是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另外很重要的是如何加强合作，确保安全，建立长效机制。我们初步考虑要形成一个合作备忘录，在12月份第三次中美经济战略进行对话时来签署。”
　　
　　美国部长麦克·列维特（Mike Leavitt）也在其署名公告中称：“我已派专员到北京做实况调查，从而为我们两国政府讨论、达成两份有关食品饲料安全、药品医疗设备安全的协议备忘铺路。”他希望可以在12月以前达成上述两项协议，通过技术、科学性的指导以及双方承担的责任，合力解决产品质量安全的突出问题。
　　
　　他还强调了三点必须达到的目标，即“更好的合作”、“更充分的信息”，以及希望“中国推行我们可以理解、接受的管理规则”。这些表态与前一阶段相比，态度已明显缓和。
　　
　　此前，FDA先后下令对中国的水产品和牙膏施行全面禁入令；美国国会议员多次要求对中国进口产品实行更苛刻的措施，并指责FDA在对进口产品质量的监管上严重失职；美国一些媒体的舆论造势也使事态不断恶化……所有这些都令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一降再降。
　　
　　虽然美国政府已用行动表示了更愿意用合作而不是“大棒”，来推动中国加强质量监控，来自美国民间组织的威胁仍不容忽视。7月25日，美国最大、历史最久、最有影响力的草根环境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向进口或经销来自中国的含铅玩具、儿童饰品的十家美国公司下达最后通牒，限他们在60天内向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提交产品质量报告，否则将遭到俱乐部的起诉。
　　
　　早在4月16日，塞拉俱乐部就已联合“改善儿童环境”组织（Improving Kids’ Environment）同美国环保署达成协议，后者将成立一个“事前反应机制”来尽量降低含铅产品对儿童的毒害。塞拉俱乐部还敦促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所有儿童用品加强质量控制，要求儿童用品的进口商和制造商提供对其产品潜在铅含量的健康安全研究材料。美国环保署已承诺更加严格地执行相关法律，要求厂家立即对其汇报经销产品的真实健康风险。7月25日的行动只是该组织对执行不力的企业再次施压。
　　
　　事实上，中国产品需要面对的远不只是进口国政府的谅解，如何通过切实的努力赢得消费者的信心，才是中国生产者和监管者更为根本而长远的努力方向。

　　“我们需要答案”
　　
　　相比之下，在欧洲，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对于此次“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风波的态度始终显得更为冷静，但是提出的要求却相当直接。
　　
　　欧盟委员会委员曾于7月17日在布鲁塞尔向美国商会发表演讲，称欧盟认为，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并不应该设在最高的水平，而应“恰当地”执行对消费者的保护法规。欧盟委员会官员一再重申，“在新修订的法规框架下，建议仅对法规作出有利于促进跨国零售业发展的必要修改。”显然，欧盟不希望以保护消费者为名实施过度的“贸易保护”。这位官员还说，通过磋商，欧盟大多数成员国最终会选择通过一种综合途径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
　　
　　不过，冷静的态度并不代表欧盟对于中国这个欧盟“第一进口国”的产品质量问题漠不关心。恰恰相反，欧盟正以冷静、务实的作风督促中国监管层加快行动，实现与。
　　
　　7月22日至26日，欧盟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务专员麦格丽娜·库涅娃（Meglena Kuneva）初次走访中国，她在回程前在欧盟网站上公布了自己对中国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的印象和评价。
　　
　　库涅娃强调，“欧盟非食品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RAPEX）中报告的现状是欧盟高度关注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的原因。RAPEX 2006年的年度报告显示，来自欧盟成员国对所有欧洲市场中危险消费品的警告中，有50%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这实在太高了。”库涅娃说。
　　
　　她敦促中国采取切实措施，对被RAPEX警告的中国厂商做出调查处理，并将具体处理情况通过详尽报告按季度汇报给欧盟。库涅娃说，截至目前，中国只提供了应提交的三份报告中的两份，并且两份报告都不能令欧盟满意。
　　
　　“我此行抱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回答公众关于中国产品和消费品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答案。”库涅娃的语气中流露出欧盟对来华实效的看重，“我将对中国市场中的发展高度关注，而且只会通过对消费者实际产生的效果来判断工作的成败。”
　　
　　但库涅娃强调，在消费者安全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但欧盟希望与中国合作，“提高消费者的信心对欧盟和中国都有力”。
　　
　　在库涅娃回国之后，欧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督促，欧盟表示，如果中国不尽快“给出答案”，不排除会动用“市场准入”手段这“最后一招”。届时，除曾被召回的问题产品，更多种类的中国产品都可能被拒于欧盟市场之外。
　　
　　目前，中国已应允在10月份向欧洲委员会提交一份详细报告，说明如何预防和针对RAPEX提供的信息给予反馈。库涅娃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索（Barroso）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将于11月份举行高层领导会晤，这份报告将为此做好准备。
　　
　　关于下一步的具体合作，库涅娃说，“我们已经达成共识，逐步增加培训研讨会、官员交流和技术支持方面的工作，这些内容现在已被列入双方备忘录中。在欧洲一方，我们将继续为中国提供特殊级别的信息，以便他们追查被警告的危险产品。”
　　
　　欧盟快速预警系统是欧盟在非食品产品安全方面最重要的监督机制，中国于2006年1月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非食品安全合作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中国可以获得欧盟快速预警系统(Rapex)的信息。而相应地，中国有义务为欧盟提供关于生产商处理结果的报告。
　　
　　事实上，欧洲对中国参与RAPEX合作机制的重视和督促从未停止。今年5月22日，欧洲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总司长罗伯特·马德林（Robert Madelin）访华时，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敦促中国相关部门与欧盟消费品监督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和监管合作，以建立中国产品在欧盟消费者中的信心。随后的“中国制造”风波促成了库涅娃的到访，也进一步提高了欧盟对此问题的重视。
　　
　　面对欧盟的这份“RAPEX试卷”，中国能否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能否在欧洲消费者中重树对中国产品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质检部门未来的态度和行动。

　　标准改革之路漫漫
　　
　　在中国，质量问题毫无疑问已成为政府高层最关心的问题之一。7月27日，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专门有一项为“加快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并着重强调要“及时跟踪和掌握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加快完善国家标准”。
　　
　　中国政府对近来“中国制造”危机的关注点，终于逐渐转向了通过国际合作解决标准与技术差异，重塑中国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道路。
　　
　　早在中国产品、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五六月份时，6月28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家认监委）和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就展开共同行动，收集了394项国内外食品添加剂标准及相关检测方法，其中包括132项美国食品化学法典及JECFA标准等国外标准。相关信息全部被公诸国家认监委网站。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看来，“一个负责的政府必须对这种合理要求作出反应。所以，与其单纯指责别人，不如多反躬自省，因为指责只会让消费者越发害怕中国商品。”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直依赖于对出口产品执行更高的检测标准来预防质量风险，与此同时，国内食品药品和其它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实际上已使这个问题累积成了一个火药桶。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整个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了。
　　
　　7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的公告》，备受争议的二甘醇终于退出中国牙膏原料成分。在此之前，中、外曾就二甘醇的使用标准问题激烈争论，其目的虽然是为了说明中国产品并无根本性的质量问题，却从侧面暴露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脱节。实际上，由于中国对水产品中超标的抗生素、农产品药物残留标准与其它一些国家不同，早已令中国产品在出口过程中屡屡碰壁。
　　
　　据悉，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各口岸卫生检疫所2004年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资料显示，中国是出口农产品及食品被检验出不合格并被扣留批次最多的国家，全年统计477批次；而在美国，FDA发布的对超标农产品和食品的扣留记录中，中国也位居榜首，为816批次，占被扣留总数的43%。
　　
　　一位研究农产品农药残留课题的美国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农产品的问题其实并不象这些数字显示的那么严重，大部分是农民乱用农药造成的。目前，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都执行“好的实验室实践”（Good Laborarory Practice，即GLP）标准。它对农产品药物残留有一套严格的指标体系，但由于技术要求高，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被推行。
　　
　　“我们希望派专家组到中国，与政府合作教育农民采取更科学、安全的农药使用方法，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推广农药GLP标准，”这位美国专家说，“这是双赢的事。”
　　
　　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7月21日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曾透露，目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际先进标准的比例大约是60%，而一些发达国家达到了80%甚至90%。“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大卫·奥登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在国际贸易中，任何希望进入某一国市场的出口商必须达到对方国家立法者与消费者所制定的标准。
　　
　　“我们必须走出标准落后、滞后的‘怪圈’。”李长江谈及中国目前的食品标准化工作时这样强调。他指出，中国现在有的标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变，虽有标准，但已起不到作用；而同时，制定出一个标准往往要四五年，等它诞生出来，对这个标准的要求可能又提高了。
　　
　　倘若中国标准与更高要求的国际标准之间鸿沟不再，那么中国被标准这一“隐性壁垒”攻击的机率也会大大减少。
　　
　　据知情人士透露，农业部“十一五”期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措施中，已将推进农药GLP认证作为“推动品牌农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实关于这方面的合作意向，早在2003年时双方就已确定了，”上述美国专家说，“但是，虽然我们主动要做，却一直没等到中方给予肯定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