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下称《标准》)通过建设部的验收并正式发布。

　　在发布会上，“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主持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顾文选研究员介绍，《标准》是建设部2006年4月立项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的主要成果之一，它将为宜居城市建设提供统一的标准。

　　据记者了解，《标准》中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六大方面：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根据得分情况，宜居城市将分为三类：宜居城市、较宜居城市、宜居预警城市。

　　自2005年1月“宜居城市”这个“时髦”的概念在我正式诞生开始，国内就有上百城市将其列入发展目标。与此同时，有关“什么是宜居城市”、“如何建设宜居城市”一直争论不断，也许正像张楚唱的那样，“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似乎为了终结争论，《标准》终于发布。但不幸，《标准》仅仅为大家的争吵又增加了一个题目：宜居城市需要一个标准么？

　　《标准》会否导致“千城一面”？

　　“指标也太多了，太细了，太理想化了。”一位参加发布会的记者小声嘟囔。

　　“全年15℃至25℃气温天数超过180天的，加1分。全年灾害性气候天数超过36天的，倒扣2分。连气候环境这样的标准都想到了，真够复杂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很头疼。《标准》总体来看比较全面，但问题也在于太全面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更多的人对“宜居城市”设定标准表现了质疑。“‘宜居城市’要谁说了算？假如靠专家们的那个标准，某市评上了‘宜居城市’，而市民却不认可怎么办？”一位名叫“研究思考”的网友在网上留言说。

　　“最好不要动不动就出标准，标准是工业时代批量生产的产物，容易造成事物发展的‘固化’。”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叶文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他看来，宜居城市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概念，改进和完善是一个永恒的过程，用一个标准来说好或者不好，极容易造成“千城一面”。

　　记者了解到，2005年1月，“宜居城市”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政府文件中，国务院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05年7月，曾培炎副总理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要求，“要把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06年4月，我国已有100多个城市将“宜居城市”列为发展目标。

　　但同时，宜居城市的“定义”也困扰着每个城市建设管理者。记者了解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就曾经委托调查公司四处寻访，意图找到一个宜居城市的“正确答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此次《标准》的发布，并没有终结有关“什么是宜居城市”的疑问和争论。许多业内人士甚至表现出了担心：如果官方对宜居城市建设给出了一个具体标准，反而可能因各地简单行事而使宜居城市的建设偏离轨道。

　　记者随后致电南方某市规划局的一位负责人，该人士表示，虽然还没有仔细看《标准》全文，但他认为，“用一种标准来检测本市的宜居质量是否提高，以改进城市建设和管理，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就怕用这种标准进行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会导致各城市不顾自己条件，提高城市建设标准，造成很大浪费。”

　　《标准》并非行政指令

　　翻阅《标准》发布会的相关资料，记者发现，在“建设部科技项目验收意见”中有这样的评价：《标准》可操作性强，对于指导全国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指导价值和实用价值。“这代表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威性认可。”一位业内人士说。

　　搜索一下有关“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可以看到很多新闻中都提到“由权威部门牵头编写”、“建设部发布”这样的字眼。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标准》的发布是官方的，需要强制性的执行，有强烈的行政考核色彩。这就失去了‘宜居城市’作为一种理念的指导意义。”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标准》如果通过行政手段来执行，可能会有某些潜在的危险。”北京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俞孔坚看来，这种危险一方面是因为《标准》本身并没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定量化(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从而有可能被曲解或被滥用，使得已经泛滥成灾的各种评比活动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标准》中所用的一些概念不够确切，容易造成误解，如‘城市景观’被片面理解建筑设计、建筑色彩、空间布局、园林艺术、市容市貌等视觉、审美因素，这是有问题的。”俞孔坚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针对疑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宜居城市”课题组组长罗亚蒙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制定《标准》，说到底只是为了给各城市提供一把寻找差距的尺子，没有搞“宜居城市排行榜”的打算，也不支持任何机构利用本标准搞“宜居城市排行榜”。

　　“《标准》只是属于导向性的科学评价标准，不是强制性的行政技术标准，不会凭借行政力量强制执行。”罗亚蒙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罗亚蒙同时表示，赞成、支持全国各城市使用本标准开展“宜居城市”自测工作，未来将推动国家出台强制政策，把一定的“宜居度”纳入对地方城市政府的强制要求，以保护城市的“宜居性”。

　　“宜居城市”设定标准到底该不该？

　　“在中国现阶段，给宜居城市定标准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正像‘可持续’、‘绿色建筑’等标准一样，包含了一种美好追求、良好的价值取向，会给社会一个引导。”俞孔坚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但标准没有必要包罗万象。”俞孔坚说。在他看来，目前提出的《标准》更像是“美好社会”的标准。而且有的标准已经大大超出具体城市可以努力实现的范围(如政治民主和社会文明的某些方面)，不是它们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以至于不应该交给“宜居标准”来解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是国内最早提出“宜居城市”概念的学者，他也认为，宜居是一个动态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如果给宜居城市设定硬性标准，很可能造成一轰而上，争相攀比。

　　“担心出现‘千城一面’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主要取决于当地城市的决策者能不能因地制宜。因此，如果要设定标准的话，也要为宜居城市设定一个动态的标准，解决当前城市中最突出的问题。”杨保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标准》有近100个分指标，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系统性强的指标体系。如果各城市能够扬长避短，从理论上讲，不会出现‘千城一面’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文忠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张文忠曾在2006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宜居城市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在他看来，目前国内对宜居城市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依然很低，从概念、内涵、评价体系、研究手段和宜居建设上均处于研究初期，《标准》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参照指标，宜居城市的研究尚待深入。

　　“宜居城市应该有发展或建设的指导性指标，但这些指标要与‘宜居’紧密结合，选择的指标要全面，但不能太繁琐。”张文忠对《中国经济周刊》说。